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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3日星期一
[foto]梦中的故乡
2012年2月11日星期六
[topic]為什麼要追求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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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一五一十部落头条 on 2/9/12
作者：周保松 | 评论(2) | 标签:言论自由, 民主, 信仰
自由是现代政治的核心价值。而自由的政治，则要求国家视保障公民平等的基本自由为首要责任。在这样的国度，每个人都可以免于恐惧免于压迫，自由地思想自由地信仰，自由参与公共生活，自由选择和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这是启蒙运动以来，最重要的对理想政治的想象。
什么是自由？
自由就是一个人能免于束缚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状态。自由的反面，是通过暴力、奴役、屈从、恐惧，以及种种有形无形和内在外在的手段限制人的意志和行动。争取自由，就是争取从种种不合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世间有形形色色的束缚，相应就有形形色色的自由。自由是个众数。思想言论的自由，和随便冲红灯或任意嫖妓的自由，是不同性质的自由，不能随意将它们作出简单的类比或加减。例如我们不会说，一个社会虽然没有政治自由，但却因为可以随地吐痰抛垃圾，所以整体来说还是自由的。不是所有自由，都值得追求；也不是所有限制，都应该否定。人既然要活在一起，自然得接受一些约束─只要这些约束合理且必要。因此，一个自由的社会，绝非指人人可以为所欲为，而是指这个社会能够透过制度，保障每个公民享有某些根本而重要的基本自由。
如果我们留意联合国人权宣言和许多国家的宪法，这张自由清单往往包括人身自由和免于任意拘禁虐待的自由、思想言论和新闻自由、良心和信仰自由、集会结社和参与政治的自由，以及迁徙择业和拥有个人财产的自由。我们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自由国家，主要看这些被宪法视为基本权利的自由，能否落实并且受到充分保障。这些自由绝非可有可无，更不容任意牺牲。它们是国家的基石。我们也应留意，当我们享有这些权利的同时，也有相应的义务尊重其他公民享有同样的自由。
自由之重要
为什么基本自由如此重要？这可以有许多不同理由。我这里只谈几个方面。第一，有的自由和人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试想象，如果有这样一个国度，个体随时会因政治观点不同而被恐吓被拘禁被虐打，随时因宗教信仰不同而被羞辱被歧视被消失，随时因"国家需要"而被强行侵夺个人财产，那么人就活在非常悲惨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境地。没有人可以为这种境地辩护，因为这些都是对个体直接的伤害，是客观的恶。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是所有政治理论的共同底线，无关派别。没有这条底线，人类就活在黑暗当中。
或许有人说，既然明知掌权者不喜欢你有异于正统的政治观和宗教观，那么你何必要争这些自由？何不从这些领域撤退然后享受那吃喝玩乐的自由？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领域对作为人类的我们而言不可或缺。如果从信仰撤退，即意味着将生之意义死之归宿灵魂之安顿这些根本的人生问题从我们的生命切割开去；如果从政治撤退，即意味着我们放弃做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动物，不再通过参与公共事务实践人之为人最值得珍惜的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如果从思想撤退，即意味着我们放弃独立思考。
这些领域绝非可有可无，因为人只能在这些活动中实现自己。人的生命像一棵树，要长得健康茁壮，能力情感信念就必须在不同领域得到充分开展实现，并在过程中建立自我，获得认同，看到生命的种种可能。一个从来没有机会参与政治的人，将永远无法体会什么是集体自治，永远不会意识到加诸其身的种种枷锁绝非自有永有不可改变。一个从来没有机会献身信仰的人，也很难在吃喝拉撒之外体悟到生命神圣敬畏的一面。愈多有助人类能力发展的领域受到限制，人就活得愈不完整。
这种缺失，不仅仅是对某一个体的伤害，而是对整个政治社群的伤害。因为当这些重要领域的大门一一关上，活在其中所有的人，久而久之，就会以为这些领域根本不存在，更加无从想象自己有实现这些活动的能力。难道不是这样吗？2000多年皇权统治下的国人，无论多么聪明，就几乎从没想过那个叫皇帝的统治者，其实可以由我们来选并由我们来换。人们甚至寻找种种理由说服自己，那些自由根本不属于自己或根本不值得追求。
选择的价值
有人或会说，不是这些领域不重要。恰恰相反，正因为政治关乎国之兴亡，信仰关乎灵魂之安顿，所以才不应给人自由。因为大多数普通人，本质上都是懦弱自私偏见短视非理性的。给他们予选择，只会害了自身伤了集体。所以国家有责任像家长那样好好照顾他们，为他们做每个决定。而管理国家的，自然是一群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超级精英。
这里带出一个根本问题：选择，为什么对人如此重要？因为我们想做自己的主人，并由自己去谱写自己的人生。也就是说，问题的要点，不在于那些所谓精英往往并非真正精英，也不在于我的选择必然最好，而是我的生命属于我，我有自己的思想和判断，因此可以作出理性选择并为之负责。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活出自己的人生，是现代人最深的渴求。要满足这种渴求，我们就必须有权为自己做决定。家长制最大的恶，在于它贬低否定了人的自主性。
对自主的重视，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我们要求自由选择自己的职业和婚姻、信仰和人生道路，甚至自己喜欢的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总是较他人更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即使我们有时错了，只要有自由，我们仍然可以修改甚至放弃原来的决定。人总是在一次又一次选择中学习，学习作出好的和对的决定。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仅在乎结果，也在乎选择本身。选择的过程，其实就在实现人的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并让自己真切感受到，自己有能力去建构追求和实现自己的人生计划，并且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
这是一种自由人的意识。这种意识愈强，就愈不接受别人强加其意志于我们身上，愈不接受极权专制，愈加相信自己有权利去参与和决定关乎一己和关乎公众的重要事务。它们的合理性，直接源于我们对生命对世界对历史的真实感受和理性认知。人的尊严基于此，自由和民主之所以可贵，其理也在此。
理想的社会
讨论至此，我们应可见到，基本自由之所以可贵，最主要的理由，是这些自由乃实现个人自主的必要前提。而我们如此重视自主，则因为它是活出美好人生的重要条件。我们由此推出这样的政治理想：一个公正的社会，必须使活在其中的每个人，有能力和有机会过上独立自主的生活。这个理想，除了要求政府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外，还有更多更深的政治含义。例如：
在政治上，我们应该追求人人平等，每个公民，不论男女种族肤色信仰贫富，都是国家的主人翁，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去参与和决定国家的未来。这是自主精神在公共领域的体现。这种精神的价值，并非基于民主会带来什么后果，而是直接出于对人的尊重，尊重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是理性的道德主体。
在教育上，我们应该致力培养学生成为有独立思考有判断力和有主见的人。欠缺这些能力，即使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也不一定能作出好的和对的决定。尤其在面对生命中的重要抉择时，我们往往需要对自己有深入认识，对眼前不同选项的重要性作出价值评价，对如何有效实现这些选项作出理性估量，甚至要将这些选项放在更宽广的意义脉络来理解，我们才有可能作出合理正确的决定。填鸭式和洗脑式教育最大之恶，是压制人的自由意识，阻碍自主能力的健康发展。未经反思的人生之所以不值得过，是因为那不是你经过深思熟虑且真心认可的人生。
在经济上，我们应该尽可能透过资源再分配及社会福利，保证每个公民享有充分的物质条件过上自主的生活。重视个人自主，并不意味着要无条件拥护市场，因为无约束的市场必然导致巨大的贫富差距，从而导致许多穷人只能在生存边缘挣扎，徒令自由自主成为天方夜谭。但我们并不因此要求过度的结果平等，一来这样很可能令人们失去工作意欲，导致社会生产力创造力下降；二来可能会使那些选择努力工作的人补贴那些选择生活懒散的人。平等的分配，不等于公平的分配。
在文化上，我们应该致力创造和维持丰富开放的文化环境。如果我们相信人性多元，每个人都会因应自己的能力性格喜好而作出不同选择，那么多元就是自主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社会只容许一种声音，那么人的个性就无从发展，更谈不上有真正的选择。但我们也要小心，文化市场一如经济市场，一样会有垄断和种种不公平，并导致许多有价值的生活方式被边缘化被异化。所以我们不要迷信市场万能，并以为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中立。
以上所述，大略勾勒出一幅我所理解的自由人的平等政治。这样的社会，绝对不是将自由和平等，市场和社会正义对立起来。恰恰相反，基于对个人自主的尊重，我们主张追求平等的自由权利，民主法治的宪政，重视个性的释智教育，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多样开放的文化生活。
或许有人问，这样的立场，到底属于左派还是右派？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样的社会，值得我们向往并为之奋斗吗？
来源: 南风窗, 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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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资中筠：个人的独立与社会成长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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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孙骁骥
资中筠 著名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
八十一岁的资中筠先生，堪称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生命的底色。在过去，她经历过埋首书斋的生活；一度，她似乎看见了国家光辉灿烂的未来，但随即又陷入了迷惘和反思；她曾怀着对理想的信念和阶级出身的原罪感，却逐渐禁锢了自己的思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被迫来到农村劳动的她开始了对自我的疑惑与思索；改革开放之后，她决定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历经人生起伏的她重拾自我，恢复独立的思考。
这些年来，资中筠先生从没停止过对心灵自由与思想独立的追求，和对社会前途的忧虑与思考。百年文化教育转型的追求，资中筠将其总结为"公民"二字。
问：您曾经回忆过，民国时期北京的小学开设有公民课，现在也有不少人重新提倡公民教育。您是否觉得现代中国人缺乏公民意识？什么又是公民意识？
任何一种社会，人们从小都要受教化，中国古代最重视教育，所谓"养不教父之过"，但问题是用什么样的伦理来教育一个人。如果我们从一个人的"私德"来看，那么全世界应该都是差不多的。比如儒家崇尚忠信，哪个国家也不会崇尚背叛和欺骗。但是到了一个现代工业的社会，情况和古代农业社会是不一样的，人跟人的关系变得特别复杂。因此，除了个人的"私德"，一个人对社会也负有一种责任。公民的概念是现代社会的概念。在王权时代是不讲公民的，那时候是讲臣民。"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西方也是这样。直到中世纪以后才开始有公民或者市民的意识。公民的意思，首先是说每个人的权力是平等的，而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里，这是一个契约社会，因此公民是一个社会人。这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你有哪些权利，第二，你对社会负有哪些基本的义务。我读小学的时候，学校专门开设有公民课，内容是什么呢？包括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闯红灯，上街要靠左边走（那时是靠左边走，二战后才改成右边），等等。那时已经是三十年代了，我记得在高年级的公民课就有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的内容了，不过很快日本侵略，我没赶上读那些课本。最近，我看到了更早的这类教育，就在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批的国文课本里面。当时的课文还是由文言文写成的。三年级的课程就讲，人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自由，但一个人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当时高小的课本内容已经涉及到民主国家的概念了，我读到这个是很吃惊的。这说明自晚清以来的仁人志士，已经引进了公民的概念。我不知道这些课本是谁编写的，但早期的教育家们，已经把这些原则引进中国，算到今天，也有一百年了。
问：和西方的科学文化一样，公民的概念也是舶来品。但为何今天的中国能接受西方的科技、经济乃至生活方式，却对于思想上的东西接收缓慢？
这就是晚清以来所谓的"体、用"之说，只要器物，不要精神、制度。民国以后对公民社会基本上达到共识，尽管实际上并未完全贯彻，一方面实行公民教育，一方面又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是矛盾的。1949年以后曾经把所有这些观念都冠以"资产阶级"，予以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有不少进步，但是其实自由贸易、私有财产的概念也不是很痛快地就接受的。并不是一搞改革开放，民营经济就马上发展起来。比如，物权法的通过，就十分艰难，而且这也还只是不到十年的事。到现在，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也没有享受平等的权利，。可以说，我们对外开放比对内开放要进行得快得多，到现在，我们对内还没有完全开放。
而说到公民的概念，所谓的公民，第一条就是自由，我们说的四大自由，出版、言论、自由、结社，如果这四条不具有的话，那么这个人也并不是完全的公民。现在，对于公民教育有很多民间人士在不断推动，我知道深圳有一个学校，还是教育部承认的，就在做这样的尝试。从小接受这样的教育，这对于一个小孩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尝试值得鼓励。
问：市民社会在18世纪兴起，那也是个人主义在历史上兴起的时间。个性的解放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有什么关系？
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人的个性没有获得解放和独立，总是依附于外界的某一个人或思想的话，他就不是公民。公民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人，每一个公民都属于他自己，不依附于外界。比如说农奴在土地上依附于某个家族，我们在过去依附于单位，是一个单位人，而不是个人。我在1979年看过阿登纳回忆录，当时还非常不理解，他说德国人能够接受法西斯主义，是因为它的个人主义还不够发达。当时我们不是认为个人主义都是坏东西吗？所以我对这一点印象特别深。在二战前，德国人对个人的权利意识还不够强，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很强，所以希特勒有群众基础。但比如说英国这种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就不容易接受法西斯主义。个人的独立性和成熟与整个社会是相关的。
但个人自由的前提是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约翰•米勒写的《论自由》，严复最早翻译时的题目叫《群己权界论》。这个题目非常得自由的精髓，也就是说群体的和个体的自由边界在什么地方。譬如说，我为什么不能随地吐痰，按我的自由是我爱吐哪儿就吐哪儿，但我这么做妨碍了别人的健康，也妨碍了别人要求卫生的权利。因此权利和义务一定是相辅相成，如果只讲义务和奉献，而完全不讲权利，实际上演变成只对一个领袖尽义务，那么这就很可能会变成一个法西斯社会。
问：历史上关于"启蒙"的概念今天又被人重提。但是这种"启蒙"的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知识分子、大众或是其他？
所谓启蒙的意思，是指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回归常识、事实和逻辑。与启蒙相反的就是颠倒黑白和不顾逻辑。我在1949年以后也曾一度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能力，我当时不得不努力扭曲自己的想法去符合另一种想法和逻辑。后来忽然发现，大人物的想法也可能是错的，我自己的很多想法原来是对的，我觉得这就是自我的启蒙。还有一种情况是互相启蒙，我现在常常看到一篇文章感到豁然开朗，获得了新知，这也是一种启蒙。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总有人先知先觉，有人后知后觉。我觉得一个人读了几本书，就自以为是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去教训别人，固然不可取，但是，就像先富起来的人有义务把他的财富回馈社会，知识也是一样，应该回馈给社会。既然有幸多读了一些书，先想到一些问题，就应与大家分享。当然这和财富有一点不同，就是别人可能认为我说的是错的，那么正好大家可以交流、碰撞。但它的前提是要在一个平等的，允许讨论的氛围里。
另外我认为，真正的思想是不能作为一种商品来卖给市场的。当然知识分子也不能喝西北风，他得有谋生之道。就像龚定庵说的，著书都为稻粱谋，当一个人没别的本事，只会写书时，他当然只能以此为生。但知识和别的商品不同的是，知识分子不能昧着良心，为了卖出商品而迎俗媚上，歪曲事实，违反真理。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里，市场和自由思想二者应该是不矛盾的，一个人可以写好书就能养活自己，而不一定非得靠说假话才能养活自己。知识分子在二者之间应该作出选择。我经常跟人家讲，不能太强调客观：我要是坚持说实话的话就要倒霉，等等。我说，你要是想坚持真理的话，就应该有准备，那就是你要倒点霉，但这个倒霉不至于要到饿死的地步。
问：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获取已变得非常便利。那么传统的知识分子概念还成立吗？或者知识分子的含义已经有了新的变化？
对于互联网，我主要还是给予积极的评价的。如果没有互联网的话，外面的事情，可能我好多都还不知道。我之所以能够对现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发表评论，就是因为一些朋友通过网络让我了解到现在正发生的事情。但是互联网发展到"微博"，不能代替深层的思考，互联网上信息传播跟快，来不及核实，也可以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微博上广为传播的都是一些短小的警句，让人读后觉得说得特别过瘾。但这不能代替一个人的深思熟虑和真正的读书。我发现很多人都知道一些简单的结论，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个结论的论证从何而来。孔子有两句话说得特别对，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网络不能代替人的反复思考，所以我觉得纸的书，还是不可替代的。还有网络和微博在中国起到特殊作用，是与中国特有的新闻环境分不开的。
问：如今的不少人怀念民国时期的清华、北大。老清华讲义像是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等又重受重视。您作为老清华学子，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和以前相比，缺失了什么？
从大的方向来讲，通识教育在萎缩，知识越来越碎片化。不单是中国，现在全世界也面临这个问题。比如，一个人研究历史，那么他可能只研究历史中的某一小段，而其他的部分他可能并不了解。这是因为现在竞争太激烈，每个人都必须标新立异，在自己的专业里面钻研，范围日益狭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国家特有的课题制。我觉得课题制是非常害人的，规定一个教师每年要发表多少篇文章和著作。在过去，有许多有学问的老师讲课是没有书的，甚至连讲义都没有。他就这么直接讲课，我们在下面拼命记笔记，将来考试的成绩，有的时候取决于记笔记的能力。老师的学问就在这些笔记里。一个老师如果有一些心得，他可能等上十年才写了一本书。但这种知识是有价值的，可能写出传世之作，因为没有课题制在逼着他。现在每一个老师都得搞个课题。老师的基本工资是很低的，但实际收入却很高，主要就是靠课题。那么这样的话，自主的、真学问就会越来越少。老师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作坊头。
学术是需要权威的。文革把学术权威打下去以后，形成断裂，后来的人们发现学术界没权威了。大家谁也不服谁。那么学术质量谁来评呢？就只有靠行政系统制定规则，他们的办法就只能是量化的方法。一旦学术评论采用量化标准，老师的收入就变成和工厂的工人一样是计件工资了。学术界同行之间的认可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形成，没有积累也就没有同行的共识，但是在学术方面还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一样是断代的。
问：您如何看"国情论"？有不少人总是将中国的各种现象归结于国情，似乎一切现状都因为"中国特色"而趋于合理。但其他国家好像都没有此类论调？
现在我们老说国情，也就是为了维护既存的缺点。比如说，我们要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市场，我们的民主和市场要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为什么优越？因为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是不平等的，而社会主义是平等的，更重视老百姓的福利。所以我们不能实行资本主义那一套。但现在明明我们的国家现状是比资本主义还不平等，贫富差距大得多，特权要大得多，而且最基本的安全和公民权利都得不到保障。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于是，又有一种不合逻辑的理论出来，那就是我们是初级阶段，人家是发达阶段，他们的"原始积累阶段"也是很残酷的，所以国情不一样。但这前面就省略了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不应该有原始积累。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既不符合事实又不符合逻辑，但符合国情。
还有一个国情论是我们的老百姓不适合实行民主，不应该有自由，素质太低，连影星成龙都说过类似的话。在我看来，这种国情论属于胡说八道，这完全是对于中国人的一种侮辱。它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根本不配享有别国人民享有的的基本权利。变成这样的一种国情了。这个问题百年前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已经说清楚了。我在"重建精神的家园"一文中已经引用过，这里就不重复了。
问：但依然有很多人在挑民主的毛病，比如台湾等地的选举乱象，并以之为理由认为东亚文化不适合民主。
正好相反，和我们都是同文同种的台湾，民主制度现在相当成熟。所谓国会里头打架又有什么关系？其实国会里也不是天天打，只是当有这种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媒体特别喜欢报道。他们能够审判陈水扁本身就能说明问题。我第一次感觉到台湾的民主比较成熟，是他们的百万民众倒陈水扁的静坐。那次活动既没有发生军警镇压也没有发生暴力，人群有秩序地慢慢就退去了。其实台湾本地人情绪是非常激烈的，但他们现在已经能够不诉诸暴力，这本身就说明那里的民主已经相当成熟。这更加说明，和我们同样的文化，同文同种的人是可以实行民主的。至于其他有些实行议会民主的国家常有动乱，一方面说明还不够成熟，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军人干政，"文斗"不解决问题，就由枪杆子出动，这不是民主制度之过，而是相反。
当然，民主也是有毛病的。比如美国，按我的话说，它的民主正在异化中，是应该进一步进行改革了。其实美国民主制度历史上进行过好几次改革。但不管怎么样，这也无法证明专制比民主好，这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就像鲁迅说过的，我们拼命地反对外国人的奴役，不能反过来是说，还是做自己人的奴隶更好。但现在的逻辑就变成鲁迅说的这样。制度有毛病不要紧，我们研究国际问题的人经常研究其他国家的得失，但不能回过头来说我们还是回到过去更好。
原刊 《周末画报》•《纽约时报》2012新年特刊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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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阿德莱德海滩逐个数--Henley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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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风光摄影的最新图博 by 蛮牛 on 2/10/12
Henley Beach是Adelaide城西面的一个著名海滩,这里游人如鲫,海边的咖啡馆和酒吧为这里聚集了不少人气,也是众多家庭带小朋友活动的天堂.无论晴天,阴天,潮起,潮落,那长长的Jetty永远是这里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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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53张极限运动的摄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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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创意悠悠花园 by emilo on 2/9/12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尝试一下一项极限运动，今天收集分享：53张极限运动的摄影照片，希望其中有你喜欢的，或者可以给你带来灵感的。
Action Sports by Lars Scharl
Climbing Rocks by Adam Sebastian West
September Sixteen by Mike Burdon
Photo by sammy
Photo by sammy
HoleShot by Ivan Klaric
Off the Lip by Brent Smith
Teen 'rock' star by Gusography
Mother Natures Proving Ground by Juliet Newton
Under by Peter Majkut
I believe I can fly by Hervé Loire
Steady Dude by Juliet Newton
Surfer by Assaf Gavra
Owned by Juliet Newton
BOOF! by Ericka Augustyn
skate by l00ki
Banzai Pipeline by David Ori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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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tags: 摄影照片, 极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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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7日星期二
[topic]中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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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Starming星光社最新更新 by 柠檬妈 on 2/7/12
20世纪50年代起，财力紧张、物资匮乏的新中国就开始对外提供援助。以非洲国家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不断矗立起象征"友谊"的庞大建筑。60年过去，中国的"礼物"，变得越发"慷慨"。
喀麦隆雅温得多功能体育馆
位于喀麦隆首都雅温得市中心黄金地段的多功能体育馆是近年来中国援建喀麦隆的最大项目，也是目前喀最大的多功能、综合性体育场馆。体育馆设计规模5400座，总建筑面积近1.3万平方米，占地近4万平方米，于2006年1月开工，2008年12月建成移交，总投资约1.6亿元人民币。
蒙古乌兰巴托体育馆
由中国政府无偿援建的蒙古国乌兰巴托综合体育馆2008年开工，2010年12月建成移交。体育馆占地面积4公顷，建筑面积15304平方米，内设5045个座位，是目前蒙古国功能最齐全、容纳观众人数最多的国际标准体育馆，总投资近1.1亿元人民币。
莫桑比克国家体育场
莫桑比克国家体育场位于首都马普托郊区，占地面积近2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4.2万平方米，拥有4.2万个座位，是一个具有国际标准比赛场地的综合性体育场。莫桑比克国家体育场于2008年11月开始建设，2011年1月17日建成移交，总投资近5亿元人民币。
哥斯达黎加国家体育场
由中国政府出资援建的哥斯达黎加国家体育场位于首都圣何塞，占地面积近10万平方米，可容纳35000人，是中美洲地区迄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综合性体育场。体育场于2009年3月12日奠基，2011年3月24日建成移交，总投资超过5亿元人民币。
坦桑尼亚国家体育场
中国援建的坦桑尼亚国家体育场位于达累斯萨拉姆市区西部，占地12公顷，建筑面积68210平方米，拥有6万个座位，能够满足举办洲际运动会和国际足联、国际田联比赛的要求。体育场2004年7月18日奠基，2009年2月15日竣工移交，总投资超4亿元人民币。
马达加斯加国际会议中心
马达加斯加国际会议中心是马达加斯加为迎接定于2009年在塔那那利佛举行的非盟首脑会议而请求中国援建的。中心占地4公顷多，拥有1000个座位的主会议厅，建筑面积近1万平方米。建设工程于2006年9月动工，2008年5月正式落成并交付给马方。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国家表演艺术中心
由中国提供优惠贷款援建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特多首都西班牙港中心的萨凡纳女王公园旁，占地面积近４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当地乃至加勒比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中心2007年开工，2009年11月建成移交，总投资为1亿美元。
塞内加尔达喀尔国家大剧院
塞内加尔达喀尔国家大剧院是中塞两国2005年10月25日复交后，中国政府无偿援助塞内加尔政府的重要援建项目。大剧院参照中国国家大剧院标准设计，于2008年12月开工，2011年4月建成移交，造价2.335亿元人民币。
塞内加尔达喀尔国家大剧院
大剧院占地面积3.442公顷，总建筑面积达20671平方米，外观长110米，宽70米，地上建筑6层、地下1层，观众席1800座。2009年2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为这座建筑奠基。建设期间，塞内加尔总统瓦德6次来此视察。
柬埔寨政府大楼
由中国政府援建、柬埔寨首相洪森命名为"友谊大厦"的柬政府办公大楼位于首都金边，由一座首相办公楼和国际会议中心和内阁事务办公楼组成。楼体高39.5米，建筑面积近3.4万平方米，地上7层，地下1层，造价约合2.6亿元人民币。
中国援建的各国体育场馆
左上：中国为支持加勒比地区举办2007年板球世界杯比赛，为安巴援建的万人板球场。右上：中国1986年为利比里亚援建的3万人体育场，2003年复交后重新维修。左下：中国于1990年援建的巴巴多斯体育馆，建成后两次对其进行维修。右下：1992年建成的肯尼亚莫伊国际体育中心，是中国援肯最大项目。
中国援建的各国会议中心和剧院
左上：中国政府1992年交付的加纳国家剧院，2005-2007年中国出资对国家剧院进行了全面维修。右上：中国于1996年援建的毛里塔尼亚国际会议中心，建筑面积8281平方米。左下：中国援建的孟中友谊会议中心，是孟加拉国举行重大活动的首选场所。右下：中国援建的圭亚那国际会议中心，是中国在圭建成的最大成套项目。
中国援建的各国政府用楼
左上：科特迪瓦的高级宾馆"议员之家"，总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占地面积5.2万平方米，拥有300间客房。右上：贝宁会议大厦，占地面积7.5公顷，建筑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左下：帆船造型的马尔代夫外交部大楼，总建筑面积3166平方米，总造价2650万元人民币。右下：几内亚总统府，占地面积35000平米，建筑面积5868平米。
非洲联盟（非盟）会议中心
2012年1月28日，中国政府援建的非洲联盟（非盟）会议中心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落成。非盟会议中心是中国援助非洲重点项目之一，工程耗资2亿美元，也是中国政府继坦赞铁路后对非洲最大的援建项目。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达2562.9亿元人民币。如今，大手笔的中国外交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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