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9日星期日

[topic]远处的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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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译言-每日精品译文推荐 by Destiny37 on 4/28/12

译者 Destiny37

在我们一些人中——我认为实际上是很多人,只是他们无法表达罢了——这场战争留下的主要是这样的感受:"但愿我能找到这样一个国家,那儿人们不再关注他们表面关心的东西,而是更加关注美,关注自然,关注彼此真诚相待。但愿我能找到那远处的青山。"就忒俄克里托斯(古希腊著名诗人)的诗歌,就圣弗兰西斯(意大利高僧)的高洁而言,在如今的国度里已难寻其踪迹。如果我们曾抱有别的幻想,那么现在也都已破灭了。然而和平终究到来,那些新近被屠杀者的灵魂,如今不再随我们的呼吸而溢入胸腔。

这和平之感一天天变得愈发真实,愈发令人幸福。现在我可以躺在这青山上,为生在这美妙的世界而感激造物。我可以在温暖阳光的覆盖下入眠,不致醒来面对过往的伤痛。我甚至能无忧无虑地做着清闲梦,美梦中醒来后还可以慢慢回味,噩梦中惊醒后却能聊以慰藉。我可以抬头仰望蔚蓝的晴空,那曾往来空中带来持久恐慌的玩意,如今已了无踪迹,人类互相残杀、生灵涂炭的景象也荡然无存。我还可以凝望着天空,如此澄澈蔚蓝,毫无被追踪的忧伤;我可以俯视潋滟的远海,那儿从此没有杀戮,没有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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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孩子才是被让掉的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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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才是被让掉的梨

 

丰子余


  

  "如果你是孔融你会怎么做?""孔融让梨我不让。"一个腥红的叉叉给此答案来了个泰山压顶。我们或许觉得孩子没有错,老师的行为不当;我们或许觉得"孔融让梨"这个德育故事应该重新思考,给它来一个变身与变脸;我们或许觉得强制地灌输一些理念给孩子是错误的。这都令人感到欣慰,毕竟我们的社会不再是铁板一块,不再是一人的手指向哪儿,枪口便对向哪儿。一个成熟的社会有着多元的思考方式,会有不同的看问题的切入角度。我们正在走向这样的社会,而现在我们做的还远远不足,因为我们仍旧将问题二元化了。即孩子没错,那么老师肯定错了;即孩子说的是真话,那么孩子按传统的方式回答就错了;即这个小小的事件上必须得有谁站出来供我们批判。舆论的一边倒不是一件好事,它不利于理性地探讨问题,不利于各种观点的自由表达,也不利于人们真正地对事件进行反思。

 

  我小的时候,父母也给我讲过孔融让梨的故事,并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便从盘子里拿了个苹果给奶奶,老爸便拿了另外一个给了我。我至今为止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例子。孩子自小需要有道德教育,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教育,从哪个方向入手。我从小就懂得"尊老爱幼"的意思,就是从孔融让梨开始的。父亲告诉我要尊老,所以当我把苹果给奶奶后,父亲表示赞同。他又把苹果给我,告诉我这叫爱幼,并说,以后你就这样照顾弟弟。

 

  假设一下,如果我的父母只教着我让梨,而自己既不给老人让座,也不尊敬老人,那么,我肯定会抵触。上行下效,父母才是孩子模仿的最初对象。这次新闻里孩子明确地表示"孔融让梨我不让"是对的,并且十分肯定,我们是否应该去探究一下孩子自小受到的教育是什么样的教育,他的父母又是如何以身作则的?

 

  如果将孔融让梨简单化,它是一个不错的德育故事。道德教育非强制性教育,让孩子理解其中的含义,并给孩子以真正的影响即好。如果父母不身体力行,德育最终会成为"绝育",孩子也会学着父母的样子长大成人。这些年来,中国教育有一种不太好的发展方向,尽管它在我的印象中从没有好过。以前,学校教育是失败的,题海战术的升学考试式教育使孩子完全成为灌输的工具,而不被当人看待。但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仍旧十分上心,从做人与做事上对孩子进行必要的指导,能够弥补一些学校教育的不足。

 

  今天,有许多的父母把孩子扔到学校,便当起了撒手掌柜,似乎孩子的教育已经与他们完全无关了。当出现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也是学校,怪的也是学校。舆论更是如此。父母成为继孩子之后被同情的另一方。问题是父母才是孩子的监护人,如果一个孩子教育出了问题,父母应该负最大的责任。

 

  我们讲上行下效,讲父母的行为会被孩子模仿,父母对人待物的态度也会传染给孩子,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可是,现在的父母在做人做事的时候,真的想过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么,真的想过要在孩子面前不管做人还是做事要谨慎么?

 

  前段时间去奥林匹克公园,一位父亲领着孩子在公园里的小河中钓锦鲤,一个大矿泉水瓶里已经有一条被困住的鱼儿了。我从地上捡块小石头抛到水里,好不让他们继续得逞,孩子回过头来对我吼道:"别扔石头,我们在钓鱼!"那位孩子的父亲似乎觉得理亏,没有说什么,只是尴尬地对我笑了笑。孩子的爷爷奶奶也在旁边,笑着摸着孩子的头,夸他钓的鱼漂亮。长辈如此的举动,给孩子造成的影响就是,当我用一种温和的方式制止他们不当的行为时,孩子感到愤怒并以为我做错了。显然,这不能怪孩子的无知,只能怪他长辈在教育上的无知。

 

  如果一个孩子在行为上出了问题,我们需要去找找父母的责任。孩子回答"孔融让梨我不让"我的理由,我们需要耐下心来去查找他这样做的心理动机,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孩子的世界观是简单的,我们很容易能够从中找出他这样做的理由,从而找出相应的教育方法,告诉他让梨与不让梨之间的区别,告诉他什么情况下该让梨,什么情况下不让梨也是正确的。

 

  此事件中的老师批复错误是错的么?我们也应该仔细地考虑一下,而不是马上下结论。如果从试卷的标准答案上来讲,老师没有错。孩子的答案与标准答案不符,老师有责任按规则来做。试卷上短短的七个字,即便是天王老子来,也不能确定孩子不让的理由是什么,这种情况下再好的老师也不可能把答案按正确来判。问题恰恰出在这里,那么,老师该判错么?如果换作是我,我想应该拿着试卷去找孩子谈谈心,与他交流一下为什么这样回答,他这样做的心理动机是什么,好好与他谈一下让与不让的道理。

 

  老师给了个叉是粗暴教育的体现。当老师的一直以来是这样的,如同我们所受的教育一直以来是这样的一样。六十年来,我们几乎没有怀疑过,直到近些年才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不同的声音化做行动的少之又少,不管是社会人士还是父母,能够将不同的声音拿出来与学校、教育部门沟通的更是少之又少。教师发现教育存在问题而能够主动做也改变,能够与上级部门进行反应的也是少之又少。

 

  前段时间,在微博上看到许多媒体人士讲孩子作业太多,替孩子写作业太辛苦,并总结替孩子写作业的经验。看到这个,我心中莫名生出一些愤怒。我一直想,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当教育出现问题,当这些问题出现在自己身上时,他应该有种新闻的自觉,应该利用手里难得的"特权"去与学校沟通,并进行一定程度的拷问。他们没有,他们选择的是对现实屈服。

 

  我有一位朋友,他平时对教育问题一直很关注,并尖锐地批评其中存在的问题,但当孩子上幼儿园要交数万元的赞助费时,他选择了交钱,而不像他说的那样要抵抗到底。他解释说:"为了孩子,没办法,只好忍了。"如果你不去抗争那些不良的现象,就不可能指望不良的现象主动消失;如果你做不到,就不要教育孩子去做到;如果你不去教育孩子去做到,那孩子就成为了你让掉的梨,一个让给魔鬼的梨。

 

  我们说,为了孩子的将来,应该创造一个尽可能幸福的社会。可是,我们有去努力过么?我们说,对孩子的教育应该上一百万个心,可是我们真的做过么?

 

  当学生不选择让梨的时候,我们是否该反思下自己有没有让过梨,在孩子面前是怎么做的,以及我们的所做所为给他们造成了什么影响,有没有把他他当梨让给了学校,让给了社会,最终让给了现实的无底洞!

 

原文链接:http://my1510.cn/article.php?id=7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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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26日星期四

[topic]32年高考状元未出顶尖人才震撼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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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军队总政围绕"影响军队自主创新能力的人因分析",对我军两院院士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有关智商因素列出了9项,院士们将"想象力"排在了诸要素之首。

  蔡言厚曾是中南大学教授,退休后任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学术负责人。作为国内最权威的大学评价咨询专家之一,他带领课题组于2009年发表了最新的《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给高考状元的崇拜者们狠狠地泼了一瓢冷水——1977年至2008年 32年间的高考状元,几乎没有一个成为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绩远远低于社会预期。人们无不疑问:高考状元为何没成顶尖人才?

  教育癌症的警示

  "用培训的眼光看教育,用实用的眼光看培训,用发展的眼光看成才"。我到北京走访过中央党校、中科院、中央教科所等众多部门,到北京、深圳等数十家培训机构拜访或学习,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产生了刻骨铭心的体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每一个从事培训或教育的人都应该反复品味大科学家费曼对巴西教育的批评。因为它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

  费曼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学院度过的,有40年之久。他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有的人不是通过了解而学习,只是靠死记硬背,把乐趣变成了刑罚。费曼的困惑来自于他的巴西之行。

  在巴西里约大学,费曼做了一年的客座教授。授课内容是电磁学方面的高级课程。在那里,他发现了两个奇怪的现象:

  一是学生们从不提问。有个学生告诉他原委:如果我提问,课后大家都会跑来怪我,为什么要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们的目的是学东西,你却要打断他去提问。

  二是面对同一个问题,有时学生马上答得出,有时却又一片茫然,完全不知所云。

  渐渐地费曼发现,巴西的学生上课时唯一要做的就是坐在那里,把教授讲的每个字记下来,当教授重复那句话时,他们逐字检查,确保没有写错。

  有次下课时,费曼问一个学生:"你抄了那么多笔记,接下来会怎样处理它们?"

  "噢,我要好好地读,"学生回答,"然后考试。"

  "怎么考试?"

  "很容易的。我可以告诉你一道考题:在何种情形下两个物体是相等的?答:如果相同力矩造成同等的加速度,那么两物体是相等的。"

  费曼只能摇头,他们有办法通过考试,但除了背下来的东西外,他们什么也不会。

  这样的情景我们似曾相识,我们与巴西同列"金砖四国",连课堂都如此相像。

  在学年终了的时候,费曼应邀作了一次演讲,这是一次令巴西教育界深受震动的演讲。他坦率地告诉巴西人,他看到的令人震惊的事实:那么多小学生在书店里购买物理书,那么多巴西小孩在学物理,比美国小孩更早起步,可是整个巴西却找不出几个物理学家——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多孩子如此用功,却都是无用功!

  费曼举起一本公认写得非常好的大一物理教科书,"在这本书里,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实验结果。随便把书翻开,指到那一行,我都可以证明书里包含的不是科学,而只是生吞活剥的背诵而已。"

  费曼随手翻开一页,念道:"摩擦发光:当晶体被撞击时所发出的光……"

  他说:"这样的句子,是否就是科学呢?不!你只不过是用一些字说出另一些字的意思而已。有没有看到过任何学生回家试着做个试验?我想,他没有办法做,他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做。"

  "但如果你写:'当你在黑暗中用钳子打在一块糖上,你会看到一丝蓝色光。其他晶体也有此效应,没人知道为什么。这个物理现象被称为摩擦发光。'那么就会有人试着回家自己做,这就是一次与大自然相遇的美妙经验"。

  几乎所有奔向现代化的后发国家,都曾经或正在面临着巴西人的困扰:他们需要科学,他们努力地学习科学,但他们却不了解:科学不是教义,而是一次次的"与大自然相遇的美妙经验"。

  据说,在费曼教授结束演讲之后,巴西教育部长站起来痛心疾首地说:"我早已知道我们的教育体制有病,但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我们患了癌!"——那种大家努力考试,然后教下一代继续努力考试的教育,何时才是尽头呢?

  爱因斯坦的哪句话令中国人坐不住?

  为什么美国不到300年的历史却比我们5000年文明古国还发达昌盛?因为美国教育注重想象,培养个性,把3 亿人培养成3亿个人。

  关于人生的内涵,在中国的词典上大多是这样说的:"人生是指人的生存以及全部的生活经历。"但在美国的教科书上却被表述为:"人生就是人为了梦想和兴趣而展开的表演。"特别强调梦想。实际上,美国的教育也非常重视梦想教育。

  杨振宁、丁肇中教授谈到: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弱点是胆小,美国学生大胆的创新精神比中国学生要占优势。中国留学生一去西方国家,大多是属于回答论证课题的水平,而提出课题的恰恰是考试成绩比他们差的西方青年学生。

  诺贝尔奖获得者告诉孩子:成功靠的是创造性的想象力、勤奋刻苦、协作态度和对事业的献身精神,其中想象力放在了首位。发达国家的孩子不看家长眼色,不顾老师脸色,不管考试分数,他们无拘无束地生活着,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感情,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问题,可以毫无顾忌地异想天开,可以毫无顾忌地创新发现。

  谢林教授以对博弈论的贡献而获得2005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想象力比智力勤奋更重要。

  杨振宁是当今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而他同时作为经受过中西方教育浸染、有着"读书教书四十年"经历的学者,他有关教育的一些观点,可谓真知灼见,对我们跨世纪的教育,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杨振宁认为,从事文艺创作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从事科技工作同样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他以他的老师,被誉为美国氢弹之父的物理学家泰勒为例,说泰勒的头脑中每天都会产生很多古怪的念头,无论碰到什么人,他都跟人家谈,希望能讨论。正是这种"胡思乱想",使他对20世纪的物理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杨振宁1995年底在成都为《科幻世界》题词:"幻想与梦想不同。"他解释说:"幻想、梦想,常常被人当作胡思乱想,不值一谈。其实,幻想与梦想不同。梦是无序的,无意识的,相当复杂,而幻想是有序的,有意识的思想活动。如果幻想有了一定的科学依据,便更上一个台阶,成为科幻了。科幻,常常是创造发明的先导。

  钱学森认为:"形象思维是我们当前研究思维科学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而我们现在对它却不怎么了解。"

  爱因斯坦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的60个外国人之一,他的事迹广为人知,他的一句话家喻户晓:"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切,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

  这句话令全世界多少国家的多少个教育工作者坐不住啊,也震撼了多少个中国教育工作者的灵魂啊!

  知识就是力量正在被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所取代。想象力不仅成为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而且已经成为科技创新和国家创新的战略资源,对此,谁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就必将被时代发展的列车甩下。

       来源:中青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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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20日星期五

[foto]75张迷人的移轴城市摄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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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创意悠悠花园 by emilo on 4/17/12

对于移轴摄影(也叫旁轴摄影)来说,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以城市为主题的,因为可以让你感觉到整个城市就是一个精美的模型,今天收集分享:75张迷人的移轴城市摄影照片,希望其中有你喜欢的,或者可以给你带来灵感的。

Miniaturized Madeira Island by Don Amaro

Miniaturized Madeira Island

Miniaturized Madeira Island

Miniaturized Madeira Island

It's a Small World by Takahiro Yamamoto

It's a Small World

It's a Small World

It's a Small World

It's a Small World

It's a Small World

Miniature Vietnam. by Will Manley

Miniature Vietnam.

Miniature Vietnam.

minimize / Andorra by Daniel Espírito Santo

minimize / Andorra

minimize / Andorra

minimize / Andorra

minimize / Andorra

minimize / Andorra

New York by Bold ~ Creative Studio

New York

New York

Sitting on top of the world by Ballez Romain

Sitting on top of the world

Sitting on top of the world

Sitting on top of the world

ROME in my pocket by POMMES

ROME in my pocket

ROME in my pocket

ROME in my pocket

Little Lands by Jack Ambridge

Little Lands

Little Lands

Little Lands

Little Lands

Viajes en Tilt Shift by Diana Martínez

Viajes en Tilt Shift

Tilt-Shift by Alfonso Angel Rodríguez Escudero

Tilt-Shift

My Little Places by Francisco Caldas

My Little Places

My Little Places

My Little Places

My Little Places

My Little Places

My Little Places

My Little Places

My Little Places

The Small Apple by David Palmer

The Small 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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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6日星期一

[topic]抨击教育制度的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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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译言-每日精品译文推荐 by dingdingdang on 4/14/12

译者 dingdingdang

同学们:

 Mates:

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

 A revelation about how backward our education system could be would be presented at such a crux moment when our country is in an ever more competitiv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根据调查,中国孩子计算能力世界倒数第一,创造能力世界倒数第一,没有一个诺贝尔奖是接受中国教育而获得的,泱泱大国,亿万学子,能不害羞?这难道就是我们接受16年教育的结果吗?我们不能只为父母的理想而努力,应该有自己的理想。

 According to a survey, we have not yet had our own Nobel prize winner under the current education system that our children, who happened to have scored the lowest in a world wide computation and innovation test respectively, have to rely on for their future. So what went wrong?

这种变味的教育,学了能有什么用呢?就是考上大学能如何?找到工作又如何?我们不是机器,即使是机器,学校也不该把我们当成追求升学率的工具!

 Instead of being a decent citizen after graduation, mose of us have unfortunately been regarded as no better than a percent figure showing how good the school is at producing more 'good' students for college.

在这样的教育下,我们都在争取什么呢?都变成了什么人呢?

 These are som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such a system as is increasingly causing more and more concerns  from society. 

我们有的人充满嫉妒,嫉妒别的同学比自己考分高,不愿跟他们为伍,由嫉妒产生自卑;我们有的人充满孤独,长期泡在题海里,没有好朋友,又不愿跟爱玩的同学为伍,回头发现我们何其孤独!同学们,你们有木有感觉到?、

  The jealousy students for those scoring higher marks could end up losing their self-esteem as a better mark is the only critia to gauge everybody and everthing about you and a school . Those high achievers could get bullied and feel lonely as they cann't find time to socialize with people.

我们感觉不到爸妈的爱,他们上班时看不到我们,他们下班时又逼我们打题海战术,连交流感情的时间都没有,电视里演的一家其乐融融我们感觉不到。难怪说21 世纪代沟问题最大,电视里出现少年打老人的事件,根本上是上一辈根本没有把爱传播。没有不合格孩子,只有不合格的教育,不是吗?

 Inevitablely they could encounter relation troubles  because their parents are always at the back of them after a whole day at work. Don't believe what the TV says.No wonder that some ignorant youngsters even start to hit their nannys as they don't  know what love is in the first place.

我们感觉不到老师的伟大,他们为了升学率,不断逼我们,要么是补课,要么是布置做不完的作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说是为了我们好,其实有时我们生病了他们都不知道,就知道我们没交作业,原来他们关注我们只是为了升学率,这不是关心。难怪有调查显示,90%的学生毕业后不回母校看老师,一点感情都没有!尊敬的老师们,这是你们想要的吗?

 On the other hand, what the teachers are doing is also dissapointing because they seem only to be interested in an acadamic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an all rounde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 Often these highly pressurized teachers keep at the back of the students even when they dont feel well. No wonder that ninety percent of graduates would not go back to see their teachers.

如何树立远大理想?请先给我们要自由生活,请先还我们要快乐成长的时光!

 Please give us some space and freedom for our

 sak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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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资中筠:何谓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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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讨论"素质教育"成为热门话题。的确,在应试教育下出现的种种现象,实在令人对这样培养出来的下一代"社会栋梁"不能不担忧。当然责任不在孩子,而在家长、学校和全社会。但是学校在"升学率"的压力下也有一大堆苦衷,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呢?我不是教育专家,无法解答。只是自己有幸在"好学校"受过几年教育。每当想到、见到有关教育的问题时,我就常忆起我的启蒙的摇篮 ——天津耀华学校。它是我名副其实的母校,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除了两年高小外,我都是在耀华上的。她所给予我的一切使我终身受用不尽。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再比之于现在的教育中的问题,觉得有许多值得一写之处。

  想起耀华,首先想起赵君达校长。赵先生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回国后先为北洋大学教授。但他一直有志于基础教育。适逢耀华学校创立,他就下决心辞职应聘为校长,按自己的意图办一所完整的中、小学,这本身就体现了过人的胆识和理想主义。耀华最初是英租界当局,即所谓"工部局",出资创办的。在极左思潮中此类学校一律被批判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实际正好相反,耀华学校之创建是出于中国人的意思。20世纪20年代,居住在天津英租界的一批中国社会名流向英国当局提出,他们向中国人征了这么多税,理应做一些有益公众的事,兴办教育是首选。这也正与当时西方国家在华办学之风一致,遂有此校。它的建筑十分讲究,红砖、白窗框,典型的英国式。但是学制、课程完全是面向中国人的中国学校。开始属英工部局管,不久,在20世纪20年代末"教育中国化"的浪潮中就由华人接管,成为一所私立学校,校名"耀华",顾名思义也说明主办者的意图。

  首先是校风。校训是"勤、朴、忠、诚",赵校长治校极严,对校训身体力行。抗战前的耀华有"贵族学校"之名,一则因为它校舍、设备、师资等条件在当地首屈一指,其他学校望尘莫及。更因为它学生中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的后代甚多,往往一家,甚至两代人都上耀华。某同学是袁世凯、曹汝霖、徐世昌的后代以及哪个当政的显贵和大富商的子弟,时有所闻。但是他们在学校没有,也不允许有丝毫特殊化,决不敢摆阔,这只会引来同学讥笑。学费可能比一般略高一些,但并不过分,因为家境贫寒的学生也不少。绝对没有"分数不够钞票补"之说。进校门一律穿校服,很简单,不需要什么"设计",冬天深蓝布袍子(天津称"大褂")罩棉袍,夏天浅蓝布袍,上体育课白衣白裤。女生要求短发齐耳。这样,至少在校园内保证"不把双眉斗短长"。在那种环境中,学习成绩面前人人平等。名门后裔功课不及格而留级也没有任何通融;学习出众者不论家境如何,都受到老师赞赏,同学尊敬。在纪律方面也很严格。赵校长在世时每天早晨都在大门口迎接师生,8点钟一打上课铃就关校门。迟到者只好在大门外站到第一堂下课再放行,那是很丢面子的,所以迟到者不多。听说有一次校长自己迟到,他也坚持不让门房开门,在门外等了一个钟头。这当然只是一个象征,纪律还表现在各个方面。后来8点关校门的制度没能坚持下去,但是朴素而纪律严格的校风一直到我毕业还能维持。

  提倡德、智、体、群、美育全面发展,也是一大特点。例如体育是全市闻名的,每年全市运动会冠军拿得最多,全校性的运动会也常举行。除"主课"外,从小学到中学都有音乐、美术、劳作课。记得我就是在小学三年级的音乐课上学会识五线谱的。课外活动很多:歌咏团、各种球队、班级壁报……还有年终"恳亲会",各班学生表演节目给家长看。高年级还有课外生物、化学等小组。这些都是自愿报名,在老师指导下进行。还记得有一个志在学医的同学参加生物组,向我津津有味地讲初次解剖青蛙的兴奋情绪,后来她果然考上了医学院。当然,耀华有它特殊优厚的物质条件:堪与大学媲美的体育场、室内体育馆、实验室、大礼堂等,不是一般学校都有的,但是那全面发展的办学指导思想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值得推崇的。只是在天津沦陷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师生都想方设法躲避日伪当局分派的校内外活动,校园生活就谈不到了。抗战胜利后各项活动又活跃起来。

  更重要的当然是主课的教学质量。耀华文理并重。它的数、理、化是全市有名的,并在高考中显示威力;同时国文(即今之语文课),特别是古文也是强项。记得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学做文言文。比较特殊的是从小学六年级到高中一年级在国文课之外加每周一堂"经训"课,从低年到高年依次为:《论语》、《孟子》、《大学》和《礼记》、《诗经》、《左传》。高中二、三年级则改为中国文学史。当然只能浅尝辄止,使学生对传统文化有一个概念,不可能真的像旧时那样读经。但是有没有这个概念还是大不相同的。英文程度在抗战前比较高,不亚于教会学校,聘有外籍教师。不过到我上初中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们都被迫改学日文,大家不约而同消极抵制,结果既没学好英文也没学会日文。抗战胜利后,与华北其他学校一样,英文变成一大弱点。眼看高考竞争不过南方的同学,校方特别加强英文教学,除加强师资力量外,要求其他课有条件的也用英文教,我的"范氏大代数"和解析几何,老师就是用的英文课本,用英文讲课的,果然无形中对我们提高英语很有帮助。

  这些都离不开高水平的师资,这又和赵校长的创业思想和奠定的基础分不开。这一优势在赵校长身后,虽经国难,基本得以维持下来。那时中学各门课的教师绝大部分都是大学本专业的毕业生,而且经过严格挑选。他们有些人的学识丰富、循循善诱和敬业精神至今记忆犹新。例如我高中的数学老师就是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她进得那样清楚而有吸引力,使我对数学发生浓厚兴趣,并且一旦学校要求用英文讲课,她似无难色,结果等于同时还要教数学英语。还有一位教三角和立体几何的老师,更加风趣,把许多定律、公式都编成了顺口溜,使这门令人望而生畏的课变成了很"好玩"的课。其他各科的老师都各有千秋,无法一一详述。在抗战以前,高水平的教师可以说是校长高薪聘来的。但是抗战爆发后,教师生活每况愈下,到解放战争后期物价飞涨时,那微薄的薪金简直难以糊口。记得有一位国文老师病了,我和同学去她家里探望,真的是陋室一间,四壁萧然,令人鼻酸。她付不起医药费,就这样挺过去,略好些就来上课。有的老师兼做一些家庭教师,在课堂上间或也发发牢骚,但是教学照样认真,对学生照样严格要求,一丝不苟。那时决没有学生或家长向老师请客送礼之事,也不允许。我当时少不更事,一切视为当然,现在想来,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那时没有评模范之说,以今日的标准视之,大部分老师都够得上模范教师。

  在这样的春风化雨之中,做人之道和学识的长进都来得自然而然。在我记忆中除了高中三年级准备考大学比较紧张外,从来没有感觉到家庭作业的负担,也从未因考试而开过夜车。高三的紧张也多半在自己,学校并未加班加点,或进行模拟考试之类。事实上,抗战胜利,迁居后方的名牌大学复员之后,入学竞争之激烈,决不亚于现在(由于不是全国统一高考,不同档次的大学入学之难易差别很大),甚至录取比例比现在更小。如以名牌大学录取率计,耀华在天津名列前茅是不成问题的。这是整体教学质量的结果,似乎没有刻意追求"升学率"这一概念。那时听家长们议论学校好坏,首先是讲师资、校风如何,很少听到"升学率"之说。

  本文几次提到赵君达校长,那是一位特别值得纪念的人物。他是遭日本特务暗杀的。尽管他牺牲时我只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已永远留在我记忆之中。那是1938年夏天,天津已沦陷一年,耀华因地处英租界,日寇势力不能公开直接横行,但是气氛已很紧张。赵校长做了两件冒犯日本侵略者的事:一是接纳南开中学的学生,因南开大学迁往内地,中学不能同行,校址在"中国地"界,已为日寇占领,为使大批学生不致失学,赵校长克服种种阻力和实际困难,用耀华的校舍为他们开办了特别夜校。日本占领当局借口学生中有"抗日分子",勒令停办,赵校长不从。二是拒绝按日伪的旨意更换教科书。就这样,为侵略者所不容,曾在信封中寄去子弹威胁警告,赵校长置之不理,敌人就采取暗杀手段。我家刚好与他家住同一条胡同。他每天清晨有散步的习惯,我们从窗口可以望见。大约特务也摸到了这一规律。那天早晨他照例出去,没走多远就遭暗算,家里大人说是听到了枪声。我按时到学校,校园中特别肃静,课堂上大家鸦雀无声。老师进来后哽咽不成语,她说了什么我已记不得,但记得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忘了这一天"。这的确是我终身难忘的一课,与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的一课》一起铭刻于心,每次总是二者一起联想起来。

  我这一代人是在国难中长大,在民族气节的教育中熏陶出来的。而赵校长之以身殉职、殉国,对我幼小的心灵所产生的震撼力是无法估量的。后来涉世越深,就越觉得当年在耀华所受的全面教育之可贵,也同时感到赵君达校长的爱国热忱、忠诚教育事业的精神值得大书特书,发扬光大。今天时代、条件都已大不相同,但是那办学方针和经验是否能提供某些启示呢?

  来源:《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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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7日星期六

[topic]Historic Reality and Power of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China Tour 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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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译言-每日精品译文推荐 by 庞冰心 on 4/6/12

译者 庞冰心


Historic Reality and Power of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China Tour Talks

From Jan. 18 to Feb. 21 of 1992, at the crucial moment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her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hina's senior leader Deng Xiaoping, at the advanced age of 88, went to visit and inspect factories, enterprises and shopping malls and had chats with the local lead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in such places as Wuchang, Shenzhen, Zhuhai and Shanghai, and a series of talks were delivered on the way. This is the famous Southern Tour Talks. Today, when we review this programmatic document which started a new stage of the socialist cau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would feel energized again by revisiting the history.

It is dead end if we do not reform. Deng Xiaoping pointed out decidedly, "If we do not uphold socialism, do not reform and open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do not develop economy, or do not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then it'll be an dead end." Some days ago, Premier Wen Jiaobao, while inspecting Guangzhou, also pointed out, the program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surely will be synchronized with the entir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only by reforming and opening up can we blaze a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features, bring about a greater change to our economy and society, bring more tangible benefits to the people, and can our nation hold her head high and stand rock-firm among the family of nations.


On Jan.23, 1992, Deng Xiaoping left Shenzhen for Zhuhai. After stopping his car at Shekou harbour, he got off, and walked a few steps forward to one of the wharves, and suddenly he turned back and said to Li Hao, Party Secretary of Shenzhen: "You must speed up!" In retrospect, his daughter Deng Nan said, "My Dad preached his ideas all his way." As can be seen, the urgency of grasping the opportunity and speeding up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was a big deal haunting Deng Xiaoping, who regarded it an important mission to modernize China.

Shenzhen, before and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Development is nothing but the truth. Development being the hard truth is an eternal theme that will always ring true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Firstly, development is the requirement for China to stand firm and invincible in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Neither of the two issues of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has been solved so far." Deng raised the issue of development to the height of the whole world and the whole humanity, which fully demonstrates that only by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and speeding up development, can China move forward in the tide of the times, can she realize the great revit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stand in an invincible position in the world. Secondly, development is the biggest political issu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overty is not socialism, neither is slow development. Deng pointed out clearly while he was giving his southern China talks in 1992, "Now, some countries and regions surrounding the mainland of China have developed faster than us in economy. If we do not develop or develop too slowly, problems will occur when our people make comparisons with the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our Party's line, guiding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have gained support from the general public,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experience is that we have been relying on development to solve problems on our way forward. The Central Party Committee has put forward guidelines of "treating development as our Party's top priority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revitalizing the nation" and "putting people first, and establishing the concept of comprehensive,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have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thought of "development is the hard truth."


Deng Lin, 67-year-old eldest daughter of Deng Xiaoping, received an exclusive interview of our newspaper last night. She said that it has been 3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was initiated, and the ideas of her Dad have come true one after another.

Deng Lin: We stayed for some time in Guangzhou. One thing that I cannot forget is my Dad was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things happening in Guangzhou. He always had chats and meetings with people wherever he went. Of course as his children, we could not be present on these occasions. During our whole journey by train, he kept asking questions. When we stopped in Guangzhou, his questions were even more in detail. We stayed in the "small Island," precisely "Pearl Island Hotel," but we all called it "Small Island." Every day, he walked around, even though it was specially-cold that year. Our staying in Guangzhou was particularly of avail to his thinking and decision-making. My Dad's theories all came from the ordinary people, such as "wading across the river by groping for stones," and the "white cat and black cat." He carried out these theories from the common people in the desig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is is absolutely no fooling with it. When we find it correct in our real practice, we will stick to it, and otherwise, we'll correct it.

While in Shenzhen, we went to see quite a few fishing villages. The life of the fishermen was much better than people in the north. They had TVs and refrigerators at home. They had become rich through reform and opening up. Dad was very happy for this. We were all deeply impressed by it. We were staying in the Hostel of Shenzhen Party Committee and outside the gate were many vendor stalls. I even went to Sha Tau Kok to buy soaps and MSG. I found everything fresh and attractive.

On his trip in 1984, he didn't talk much and mostly just went to see things. He was not talkative by nature. Later he also went to visit Xiamen of Fujian, therefore, he didn't just draw one circle, but actually many, which were connected and formed a large area. These places were good promotions and models fo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 a daughter of the chief architect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Deng Lin witnessed the ideas of her father being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reality. Heartfelt happiness surrounded her as she was one of those benefited.

He often said to us at home at the time, "The world has given very few opportunities to China and this time is one. If we do not seize it, we will feel regretful for our future generations and of our country."

Deng Lin: In my heart he was just an ordinary person. He had his own ideals and ambitions, as well as abilities and personal charisma. He had an agile mind, had humour and he was quick in counting. But, like everyone else, he also had various emotions and desires, and had love for kids. I don't agree with the argument that he had no mistakes. He himself had said that he was accountable for part of Chairman Mao's errors. I think perfect is not absolute, but imperfect is.

Certainly, I feel the most valuable thing about him is that he had done what he should in his position and he had done them best.

Deng Lin: Maybe most people do not know this. In an ordinary family, children and parents should be together, but not us.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get together. Owing to historical reasons, the time that we spent with our parents was rare and precious. We could only be with our parents when there were good conditions. Therefore, many snapshots of my father were the outcome of my "direction". I hope these snapshots can highlight his daily life as an ordinary person. For example, when I saw him sitting on the floor, I felt very excited and snapped it. I feel it was totally a contrast to his image.

Reporter: What was your father's retired life like?

Deng Lin: It was all the same, whether before or after his retirement. His life was as simple as it could be. I had wanted to shoot a documentary about "a day of my father," but his life was so dull and simple that I just couldn't do it. After getting up in the morning, he drank tea, had a light breakfast, and then, he would read documents. There was nothing else in his life.

The reason that he lived to his nineties was that he led a very regular life. Another reason was his temperament. He seldom had extreme emotions and always kept calm whether happy or ang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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